“增强知觉功能（Enhanced perceptual functioning）模型”理论和“真实映射（Veridical mapping）模型”理论被用于解释孤独症（autism）个体“特殊能力”的存在和性质。文章对2种模型进行了重要更新，将其与孤独症个体特有的语言发展相结合，认为孤独症个体“特殊能力”是通过将语言分析器重新引导到结构化、不带“社会偏向”的内容上来实现的，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些特殊能力能够将语言处理扩展到语言之外的其他领域。日历推算现象是验证这一理论的实例，即将语言分析器重新定向到日历上，这可能是非社会性学习的结果。非社会性学习本身源于缺乏“社会偏向”的信息处理过程，使该过程发生了分化。日历推算的纵向性和操作性特性与神经发育典型个体的语言学习和处理特征相似。因此，通过“劫持”语言分析器并将其引导至非交流性、类语言的内容上，可为大多数孤独症“特殊能力”的共同特征提供简明解释，并在此基础上丰富了“真实映射模型”。

典型孤独症个体通常在学龄前阶段缺乏口语能力，但却时常表现出与自身显著功能障碍不符的独特优势，而传统的智力评估往往无法识别这些优势。在此，文章提出一种优势本位的取向，以理解低口语能力孤独症儿童及与其进行互动。该方法强调识别因社交沟通困难和对重复行为的传统理解而被掩盖的独特智能。通过观察这些儿童对结构化物体、模式和电子屏幕的兴趣，照顾者和临床工作者得以洞察他们的认知潜力。文章进一步提出利用孤独症优势以提升孤独症儿童生活幸福感的方法，包括使用“侧向辅导”——一种非侵入性的并肩互动方式，作为与孤独症儿童建立联系的途径，尊重他们内在的学习风格以实施更有效的干预。

孤独症研究正从医学范式向更具包容性的神经多样性范式演进。医学范式着重于孤独症的缺陷和损害，研究目的局限于“修正”孤独症的表现。此外，过往的研究孤立于孤独症社群，致使研究与孤独症社群脱节，不能支持孤独症个体的需求。神经多样性范式则强调孤独症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呼吁研究者以更全面的视角进行研究，并使用参与式研究方法以鼓励研究者与孤独症个体共同生产知识。这一转变有助于提高研究质量和与孤独症社群的相关性，以促进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然而，实现研究者与孤独症社群的有效合作仍需破除权力失衡等壁垒。文章介绍了神经多样性范式和参与式方法在孤独症研究中的实践及意义，并提出了研究者与孤独症社群合作的潜在框架。

目的 通过减弱行为问卷（ABQ）及与之相关的功能和情绪行为问卷，调查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合并紧张症症状的表现和相关临床特征。方法 选择2021年11月至2023年1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或其他三甲医院已明确诊断ASD的儿童，招募其家长或长期照顾者进行问卷调查。根据ABQ问卷结果将ASD儿童分为ABQ筛查阳性组与阴性组，并采用席汉失能量表、重复行为量表（修订版）、儿童简化情绪量表和斯宾塞儿童焦虑量表评估儿童的功能损害及相关的情绪行为表现。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441份。ABQ问卷筛查阳性组ASD儿童共166名，其ABQ问卷的前6个核心症状条目、运动症状、情感改变、行为改变总得分均高于阴性组（P < 0.001）。ABQ筛查阳性组ASD儿童中6种核心症状均普遍出现，其中“需要提示来完成动作”的出现者比例最高，其次是“不动、卡住、动作缓慢、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动作”，有50%以上的儿童出现这些症状。ABQ筛查阳性组ASD儿童在学习/工作、社交生活、家庭生活/家庭责任等方面功能损失时间、效率低下时间、失能程度“中度”及以上者比例均高于阴性组（P均< 0.001）；ABQ筛查阳性组ASD儿童的刻板行为、自我伤害行为、强迫行为、单调/仪式行为的得分（P均< 0.001）和儿童简化情绪量表得分（P < 0.001）及焦虑量表得分（P均< 0.01）高于阴性组。结论 紧张症症状在ASD儿童中并不少见。合并有紧张症症状的ASD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更多，功能损害更严重，需要早期识别、早期干预。

目的 从手势的数量、手势的沟通功能和手势的整合能力三个维度，探讨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手势在早期行为干预疗效预测中的作用。方法 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招募24名ASD儿童，给予其持续3个月的早期行为干预，干预前后分别采用半结构化游戏互动范式评估ASD儿童的手势，以及使用适应性行为评定量表第2版（ABAS-Ⅱ）和汉语沟通发展量表（CDI）评估ASD儿童的社交能力、适应性行为和言语表达水平。应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手势对ASD儿童疗效的预测作用。结果 与干预前相比，ASD儿童在干预后的ABAS-Ⅱ社会技能（t = -5.850，P < 0.001）、概念技能（t = -5.548，P < 0.001）、实用技能（Z=-4.045，P < 0.001）领域及其总分（t = -6.771，P < 0.001）和CDI的总分（Z=-3.263，P = 0.001）均升高。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干预前整合眼神手势频率可预测干预前后ABAS-Ⅱ社会技能领域分值的变化值（B = 1.565，P < 0.001）以及ABAS-Ⅱ总分的变化值（B = 7.331，P = 0.002）；干预前手势总频率可预测干预前后CDI总分的变化值（B = 17.089，P = 0.003）。结论 ASD儿童手势整合眼神的能力对干预后社交能力的提升和适应性行为的改善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ASD儿童手势数量是干预后表达性言语进步的重要预测指标之一。

目的 研究低龄孤独者谱系障碍（ASD）儿童家长亲职压力的影响因素，为家庭干预的家长关爱提供个性化指导和支持。方法 招募2022年5月至2024年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住院干预的302个低龄ASD儿童家庭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自编社会经济地位量表（SES）、父母本人的亲职压力量表（PSI-SF）和儿童的社交反应量表第2版（SRS-2）、适应性行为评定量表第2版（ABAS-Ⅱ）幼儿版，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儿童性别、儿童年龄、养育方式、主干预家长的性别、家庭年收入、父亲学历和母亲职业对家长的亲职压力均无影响（P均> 0.05）；家庭不同儿童数量、母亲学历和父亲职业的家长亲职压力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家长的PSI-SF得分与低龄ASD儿童的ABAS-Ⅱ综合得分呈负相关（P < 0.01），与SRS-2总分及各个维度得分呈正相关（P < 0.01）。家庭儿童数量和ABAS-Ⅱ综合得分不能预测家长的亲职压力，母亲学历、父亲职业和SRS总分可预测家长的亲职压力，可解释家长亲职压力26.8%的变异，其中SRS-2总分效应量为0.17，对回归方程的贡献最大；在SRS-2中主要是刻板维度正向预测家长的亲职压力（B = 0.709，β = 0.213，P < 0.05），可解释家长亲职压力21.8%的变异。结论 低龄ASD儿童的社交障碍程度越严重，主要是狭隘兴趣和重复刻板行为越明显，家长的亲职压力越大，提示在推进以父母介导的家庭干预时，不仅要关注儿童社交沟通核心障碍的改善，也要重视父母对儿童狭隘兴趣和重复刻板行为的理解和干预。

目的 挖掘孤独症儿童的干预困境与父母的养育成长体验，旨在为制定家庭支持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通过描述性现象学研究，选取2023年1至4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就诊的20名孤独症儿童父母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法分析资料。结果 孤独症儿童的干预困境共提炼2个主题：知识与资源匮乏、家庭内部冲突与分歧。父母养育成长体验共提炼3个主题：包容与坚韧的心态、能力的多维提升、家庭成员重构自我与人生价值。结论 孤独症儿童父母经历了干预困境，收获了积极的养育成长体验。支持孤独症儿童，帮助父母积极应对挑战至关重要。

目的 探讨接纳承诺疗法（ACT）对7~10岁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的心理干预效果。方法 选择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抚州市第三医院收治的60名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ACT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0名儿童。对照组采用健康心理宣教，ACT组在健康心理宣教基础上加用ACT，2组在干预前后使用孤独症行为量表（ABC）、儿童焦虑障碍自评量表（SCARED）、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接纳行动问卷第2版（AAQ-Ⅱ）、认知融合分问卷（CFQ-F）、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和现场评估。结果 干预后，ACT组儿童的ABC、DSRSC、SCARED、AAQ-Ⅱ、CFQ-F得分均低于组内干预前及对照组儿童干预后的得分，而ACT组GSES得分高于组内干预前和对照组的得分（P均< 0.05）。对照组儿童的ABC、DSRSC、SCARED、GSES、AAQ-Ⅱ、CFQ-F得分在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ACT评分中，ACT组儿童的交往能力得分、语言能力得分及总分均低于ACT干预前得分（P均< 0.05）。ACT组儿童的自我效能GSES得分与DSRSC、SCARED得分呈负相关（P均< 0.05），AAQ-Ⅱ的经验性回避、认知融合得分与ABC得分呈正相关（P均< 0.05）。结论 ACT干预可以提高7~10岁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的心理韧性，增强处理生活中各种压力的能力，降低经验性回避和认知融合程度，提高社交能力，整体优于常规心理健康宣教。

目的 探讨执行功能的两个维度——行为管理指数（BRI）和元认知指数（MI）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症状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选择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诊断标准的102名6~12岁 ADHD儿童为研究对象，使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中文版斯诺佩评估量表第4版（SNAP-Ⅳ）-父母版、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BRIEF）-父母版、长处和困难问卷（SDQ）-父母版进行调查，并进行平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注意缺陷、多动-冲动、BRI、MI及情绪行为问题相互间呈正相关（r = 0.409~0.934，P < 0.001）。注意缺陷症状正向预测BRI、MI及情绪行为问题（β = 1.459、1.114、0.294，均P < 0.01），BRI和MI正向预测情绪行为问题（β = 0.224、0.080，均P < 0.05），即BRI和MI在注意缺陷与情绪行为问题之间起平行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8.73%。多动-冲动症状正向预测BRI、MI及情绪行为问题（β = 1.071、2.057、0.223，均P < 0.05），BRI正向预测情绪行为问题（β = 0.333，P < 0.001），MI对情绪行为问题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β = 0.026，P > 0.05），即BRI在多动-冲动症状与情绪行为问题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4.72%。结论 ADHD儿童BRI和MI在症状和情绪行为问题间起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注意力训练和情绪调节训练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注意力和情绪调节能力的干预效果。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双盲研究，招募59名ADHD儿童进行团体干预，团体中首尾2次为家长访谈，其间有6次儿童团体干预，分别设置以注意力训练和情绪调节训练为目标的干预组（分为注意组和情绪组）及积极干预对照组（对照组）。干预前后采用SNAP-Ⅳ量表测评ADHD症状，采用儿童情绪反应与调节问卷等量表测量情绪反应和情绪调节能力，采用马特森社会技能评价量表测量社会技能。结果 在ADHD症状上，3组儿童的注意缺陷、多动冲动得分均降低（P均< 0.05），但仅两干预组的对立违抗得分降低（P < 0.05）；在情绪反应和情绪调节能力上，3组儿童的情绪反应得分均降低（P均< 0.001），情绪消极/不稳定得分降低（P < 0.05），但仅情绪组和对照组在情绪调节能力得分的提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在社会技能上，3组儿童的自负得分降低（P均< 0.05）。结论 注意力训练和情绪调节训练两种干预方案均可较好改善ADHD儿童症状，提高其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会技能；积极干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ADHD症状，但在对立违抗上改善不足；情绪调节训练和积极干预对ADHD儿童情绪失调的改善要优于注意力训练。

目的 探讨基于CHC认知理论、以假设检验CHC模式（HT-CHC）为基础的个性化康复训练对特定学习障碍（SLD）儿童的干预效果。方法 采用自身前后对照研究。选择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学习与阅读障碍门诊就诊的SLD儿童42名。诊断后采用感觉统合能力发展量表Ⅱ、快速命名（数字、图形）测试表、书写表现评估表、无运动视觉感知测试（第4版）（MVPT-4）、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评定量表评估儿童认知能力，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康复训练计划，每周1次，10次为一疗程，并于康复治疗3个月再次进行上述量表评估，比较康复治疗前后各量表得分变化。结果 康复治疗后，SLD儿童感觉统合（前庭觉、本体觉及学习能力）、书写能力表现（工整性、握笔工学、书写方向）、视知觉功能（视觉辨别、视觉记忆、空间关系及视觉完型）、快速命名（数字及图片快速命名）及注意力均较治疗前改善（P均< 0.05）。结论 基于HT-CHC模式的针对性康复训练可以有效提高SLD儿童的各项认知能力。

文章综述了孤独症概念在西方与中文语境中的演变及感知，强调语言在构建孤独症认知的重要性，并提供了相关语言的翻译、解释和使用指南。西方关于“以人为先语言”和“身份优先语言”的讨论，反映了孤独症社群对身份认同的不同观点。中文语境中，孤独症话语由医学专业人士主导，公众的认知往往基于医学和慈善视角。不同中文使用者对于孤独症术语的建构和感知不同。“孤独症”和“自闭症”两个医学名词翻译隐含污名，尤其是“自闭症”因“自我封闭”的负面联想，常与“危险”“负担”等负面标签相连。如“星星的孩子”“闭娃”等行话尽管流行，但因其浪漫化、贬低性含义，以及对成人的忽视受到孤独症谱系障碍社群反感。“孤独症谱系障碍”因其贬义较少而更受欢迎。孤独症人士偏好中性和非病理化的表述。文章呼吁中文语境下的孤独症讨论应关注个体经历，尊重其主体性，反思潜在的健全者中心主义倾向，推广神经多样性理念，以促进社会对孤独症的全面理解和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