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估2种生成式人工智能(AI)在生成腹部影像学报告方面的表现,并与人类医师进行比较。方法 回顾性研究2023年6月至2024年5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接受腹部CT和MRI检查的300例患者的影像学报告。使用生成式AI模型ERNIE 4.0和Claude 3.5 Sonnet对300例患者的影像学所见重新生成影像学报告,由5名放射科医师采用五点Likert量表(1表示强烈不同意,5表示强烈同意)评估其完整性、准确性、表达、幻觉和无修改接受度。采用Friedman和Nemenyi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生成式AI与人类医师的表现差异。结果 研究共纳入300例患者的影像学报告。在完整性方面,Claude 3.5 Sonnet与人类医师相当,均优于ERNIE 4.0 [(4.86±0.37)分 vs.(4.76±0.46)分 vs.(4.40±0.64)分,前两者比较P = 0.200,前两者与后者比较P均< 0.01]。在准确性方面,人类医师优于2种AI模型[(4.96±0.22)分 vs.(4.66±0.57)分 vs.(4.69±0.57)分,前者与后两者比较P均< 0.01]。在无修改可接受度方面,Claude 3.5 Sonnet与人类医师相当,均优于ERNIE 4.0[(4.64±0.53)分 vs.(4.69±0.54)分 vs.(4.30±0.59)分,前两者比较P = 0.595,前两者与后者比较P均< 0.01]。在表达和幻觉上,三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结论 Claude 3.5 Sonnet生成的影像学报告与人类医师水平相当。这提示先进的生成式AI有潜力辅助人类医师的工作,有助于提高效率并减轻认知负担。
目的 探讨外泌体miR-1246对帕金森病(PD)的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2022年9月至2023年4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的30例PD患者(PD组)和接受体检的30名健康对照者(对照组)的血清样本,运用实时定量PCR分析外泌体中miR-1246的表达水平,使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miR-1246在PD诊断中的预测能力。用1-甲基-4-苯基吡啶离子(MPP+)诱导SH-SY5Y细胞建立PD细胞模型,通过Cell Counting Kit-8细胞毒性(CCK-8)实验确定MPP+的最佳作用浓度,并在成功建立的PD细胞模型中验证miR-1246的表达水平。利用TargetScan、miRWalk、miRase数据库对miR-1246的靶基因进行预测,并进行基因本体论(GO)富集分析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富集分析。结果 PD组与对照组在年龄、性别上具有可比性。与对照组相比,PD组血清外泌体中miR-1246表达下调[0.73(0.20,1.21) vs. 2.21(1.00,3.05),P < 0.05]。ROC曲线分析显示miR-1246的曲线下面积为0.88,95% CI为0.77~0.99,截断值为0.98(最佳截断值)时的灵敏度为76.74%、特异度为95.00%。GO富集分析表明靶基因作用机制涉及细胞连接组装、对肽激素的细胞反应、γ-氨基丁酸突触、突触后膜、转录辅助激活蛋白结合方面,KEGG富集分析涉及癌症中的糖蛋白通路、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PI3K-AKT)信号通路、长寿调节途径、多巴胺能神经突触、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信号通路等。与正常SH-SY5Y细胞相比,在MPP+诱导的PD细胞模型中miR-1246的表达下调(2.16±1.69 vs. 22.18±6.18, P < 0.05)。结论 miR-1246在PD患者血清外泌体及PD细胞模型中的表达下调,ROC曲线分析证实miR-1246在PD的诊断中具有预测能力,表明其或可作为PD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目的 利用下一代测序技术(NGS)分析老年肺腺癌患者的分子遗传学特点及相关性,为靶向治疗提供临床依据。方法 选取2021年1月至2023年12月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就诊的333例老年肺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65岁,所有患者均经病理组织学确诊,数据取自初诊治疗前的组织标本检测结果。采用NGS平台进行多基因突变检测,对《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3版)》推荐检测的9种驱动基因,即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ROS原癌基因酪氨酸蛋白激酶1(ROS1)、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KRAS)、B-Raf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Erb-B2受体酪氨酸激酶2(ERBB2)、Ret原癌基因(RET)、Met原癌基因(MET)、神经营养因子受体络氨酸激酶(NTRK)以及部分少见突变基因,进行临床病理学、驱动基因突变状态等归纳分析。结果 9种驱动基因总阳性率为41.14%(137例),其中EGFR为主要驱动基因,突变频率为36.04%(120例),其他基因突变频率为KRAS 15.92%(53例),ERBB2 2.10%(7例),EML4-ALK 1.80%(6例),BRAF 1.50%(5例),MET 1.20%(4例),RET 0.30%(1例)。13种少见突变基因与驱动基因共突变种类集中于EGFR、KRAS、抑癌基因TP53(TP53)三种共突变形式,其中磷脂酰肌醇激酶催化α多肽基因(PIK3CA)、U2小核RNA辅助因子1(U2AF1)以及乳腺癌1号基因(BRCA1)仅以共突变形式出现,人第10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PTEN)的共突变形式仅为与EGRF共突变,BRCA1、丝氨酸/苏氨酸激酶11(STK11)、富AT互作域1A基因(ARID1A)以及N-Ras原癌基因(NRAS)的共突变形式仅为与KARS共突变。通过对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CGA)数据库中肺腺癌数据进行生物信息学统计分析,13种少见突变基因在肿瘤相关信号通路中正常化富集评分(NES)得分均较高,证明其均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结论 应用NGS检测的9种驱动基因分子遗传学数据可以有效地显示肺腺癌的驱动基因分布及特点,尤其是了解少见突变基因以及共突变基因遗传学特点将更有利于指导临床治疗。
目的 探讨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OEM)合并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IE)患者手术切除DIE病灶的病理诊断符合情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304例OEM合并DIE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以OEM为手术指征,腹腔镜手术中发现DIE病灶,观察患者术中DIE的分布部位和分布特点,并分析不同部位腹腔镜下诊断DIE病灶与病理诊断符合率。结果 304例OEM合并DIE患者,腹腔镜手术中共发现DIE病灶995个,其中分布于骶韧带的病灶最多,为489个(49.2%),依次为宫颈阴道直肠间隙及周围病灶131个(13.2%)、直肠乙状结肠病灶93个(9.4%)、输尿管病灶66个(6.6%)。病理诊断见子宫内膜间质和腺体788个,病理诊断符合率为79.2%(788/995),其中肠壁病灶诊断符合率最高,可达100%,子宫骶韧带病理诊断符合率为77.7%,输尿管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病理诊断符合率为81.8%。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腹腔镜诊断 DIE 的阳性预测值为 79.2%(788/995),灵敏度为79.2%(788/995),阴性预测值为 85.0%(17/20),特异度为7.9%(17/224)。结论 对于OEM合并DIE,腹腔镜诊断DIE与病理诊断符合率高,OEM常合并DIE病灶,可于腹腔镜手术中诊断并切除DIE病灶。
目的 编制2型糖尿病患者及家属饮食知信行调查问卷并检验其信效度,为医护人员对该群体的饮食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以知信行(知识-态度-行为)理论为框架,通过文献回顾结合专家咨询形成初始问卷;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6月至1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236例2型糖尿病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调查,对问卷进行项目分析及信效度检验。结果 成功编制2型糖尿病患者及家属饮食知信行调查问卷。问卷包括知识、态度、行为3个维度,共39个条目,条目分析和问卷内容效度均达到标准。问卷总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0.926(患者版)、0.946(家属版),知识、态度、行为3个维度的 Cronbach’ s α 系数分别为0.944、0.884、0.825(患者版),0.941、0.928、0.932(家属版)。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3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44.5%(患者版)、53.4%(家属版)。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χ 2与自由度比为2.36(患者版)、2.58(家属版),比较拟合指数为0.84(患者版)、0.81(家属版),Tucker Lewis指数为0.83(患者版)、0.80(家属版),近似残差均方根为0.07(患者版)、 0.08(家属版)。内容效度分析显示,条目水平内容效度指数为0.938~1.000,平均量表水平内容效度指数为0.977(患者版)、0.968(家属版)。结论 2型糖尿病患者及家属饮食知信行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或可成为医护人员开展糖尿病患者饮食管理评估的有效测评工具。
目的 探索肝移植术后儿童的生活质量、父母教养方式、家庭质量之间的关系。方法 选取2023年4月至2024年2月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就诊的136个肝移植术后儿童家庭为研究对象,研究工具包括一般情况调查、儿童生存质量量表(PedsQL4.0)、儿童生命质量家庭影响模块(Peds QLTMFIM)2.0及父母的养育方式和维度问卷(PSDQ)。家庭功能、父母教养方式及生活质量得分之前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专制型父亲教养方式对肝移植术后儿童的总体生活质量(B=-0.93,95%CI为-1.44~-0.42)及家庭质量(B=-0.75,95%CI为-1.31~-0.18)均存在负面影响。家庭质量与肝移植术后儿童生活质量呈正相关(B=0.49,95%CI为0.35~0.62)。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存在父亲专制型教养方式通过家庭质量影响肝移植术后儿童生活质量的路径,且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为-0.64,95%CI为-1.12~-0.16)。结论 改善父母的教养方式,特别是减少父亲的专制型教养方式,并提升家庭质量,对于促进肝移植术后儿童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 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口腔临床表现的特点及口腔临床表现改变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择2022年12月至2023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就诊的649例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根据年龄分为青年(年龄为18~40岁)组、中年(年龄为41~65岁)组和老年(年龄为65岁以上)组,调查分析其感染新冠病毒过程中口腔临床表现改变特点及相关危险因素。结果 649例新冠病毒感染者中,男231例、女418例,年龄为(42.69±12.55)岁。除牙齿松动外的其他口腔临床表现发生率在阳性期与转阴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按年龄分组后,阳性期中,味觉障碍(青年组vs.老年组,中年组vs.老年组)、牙髓炎/根尖炎(青年组vs.中年组)、牙龈肿痛(中年组vs.老年组)、牙龈痒胀(青年组vs.老年组)、口干(中年组vs.老年组,青年组vs.老年组)、口腔溃疡(中年组vs.老年组,青年组vs.老年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17)。转阴期中,牙龈肿痛(青年组vs.中年组,青年组vs.老年组)、口干(中年组vs.老年组、青年组vs.老年组)、口腔溃疡(中年组vs.老年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17)。按性别分组后,阳性期中,女性感染者味觉障碍、口干的发生率高于男性(P < 0.05),而男性感染者舌体不适的发生率高于女性感染者(P < 0.05);转阴期中,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仅有味觉异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余口腔特征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均显示,女性及高血压均为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口腔临床表现改变的危险因素(P均< 0.05)。新冠病毒感染期间患者服用的药物与口腔临床表现改变无关(P均> 0.05)。结论 在感染的不同阶段,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口腔临床表现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与患者的性别、年龄等因素相关。临床工作中应特别关注新冠病毒感染对患者口腔健康的影响。对于存在高危因素(如女性和高血压患者)的个体,应加强口腔卫生教育,提供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和指导,以维持和改善他们的口腔健康状况。
目的 探讨良性前列腺增生(BPH)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发生术后尿路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4年3月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孝感医院收治的159例BPH合并NAFLD患者,根据术后是否发生尿路感染分为感染组(n = 48)与非感染组(n = 111),分析尿路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手术时间>1 h[OR(95%CI)为3.492(1.257,9.697)]、糖尿病史[OR(95%CI)为3.073(1.075,8.783)]、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7 d[OR(95%CI)为3.121(1.093,8.911)]、前列腺质量>50 g[OR(95%CI)为3.209(1.203,8.562)]、肝功能异常[OR(95%CI)为2.616(1.126,7.569)]、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OR(95%CI)为1.005(1.002,1.007)]、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OR(95%CI)为1.014(1.001,1.028)]是BPH合并NAFLD术后尿路感染的危险因素(P均<0.05),预后营养指数[PNI,OR(95%CI)为0.968(0.949,0.987)]是保护因素,而高血压史、年龄、体质量指数、最大尿流率(Qmax)、住院时间以及甘油三酯与感染无关(P均> 0.05)。根据上述结果建立预测模型,该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98(95%CI 0.849~0.947,P < 0.001),灵敏度为0.854,特异度为0.793,阳性预测值为0.641,阴性预测值为0.926。结论 手术时间、糖尿病史、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前列腺质量、肝功能异常、SII、SAA及PNI是BPH合并NAFLD发生术后尿路感染的影响因素,基于上述因素构建的预测模型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目的 利用文献计量学分析外科治疗在变应性鼻炎(AR)治疗中发展趋势并探索其研究热点。方法 对1998至2024年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中关于AR外科治疗的英文文章或综述进行系统检索及数据下载,利用VOSviewer及CiteSpace分别对国家、机构、作者、期刊、关键词进行多个角度可视化分析。结果 共检索到1 041篇文献。在过去25年中,AR外科领域的发表文章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美国和欧洲国家发表了全球AR外科治疗领域的绝大多数论文。中国发文量逐渐上升,且交流合作紧密。首都医科大学张罗教授团队对该领域研究在国内居于领先水平。关键词分析显示“减容”“神经减敏”“发病机制”和“仪器研究”是该领域的学术焦点。结论 近25年来,AR外科治疗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后该领域的探索方向、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可能围绕“减容”“减敏”、保护黏膜的外科治疗原则。
目的 探讨鼻炎1号方联合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舒利迭)治疗过敏性鼻炎合并支气管哮喘(哮喘)的效果,为岭南中药在鼻肺异病同治中的应用提供新的临床依据。方法 将140例符合过敏性鼻炎及哮喘诊断的患者随机分为中西医结合组和西药组各70例。西药组予舒利迭常规治疗,中西医结合组在西药组基础上加用鼻炎1号方(党参15 g、甘草6 g、柯子10 g、桔梗10 g、细辛3 g、荆芥10 g、熟地15 g、茯苓10 g、桂枝3 g、陈皮6 g、巴戟天6 g、乌梅10 g),每日1剂,分2次服用。2组均连续观察2周。比较2组治疗前后的自制中医证候量表评分、哮喘控制测试评分(ACT)、鼻炎症状评分(TNSS)、鼻炎伴随症状评分(TNNSS)、免疫功能指标、炎症指标以及不良反应。结果 中西医结合组脱落5例,西药组脱落7例,脱落患者纳入安全性分析,但不纳入疗效统计学分析。2组患者治疗前中医量表评分、ACT、TNSS、鼻炎伴随症状评分、免疫功能指标、炎症指标具可比性(P均> 0.05)。中西医结合组治疗后中医证候量表评分、TNSS、TNNSS均低于西药组,中西医结合组治疗后ACT高于西药组(P均< 0.05)。中西医结合组中医证候量表评分、TNSS、TNNSS、ACT改善程度均优于西药组(P均< 0.05)。治疗后,2组IgA、IgG水平均高于治疗前,IgE水平均低于治疗前;中西医结合组的IgA、IgG水平均高于西药组,IgE低于西药组(P均< 0.05)。治疗后,2组IL-10水平均高于治疗前,IL-6及IL-17水平均低于治疗前,且中西医结合组患者的IL-10水平高于西药组,IL-6及IL-17水平均低于西药组(P均< 0.05)。2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753)。结论 与单用舒利迭相比,鼻炎1号方联合舒利迭治疗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的疗效更佳。
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AIT)是通过诱导过敏原特异性免疫耐受来改变过敏性疾病进程的唯一对因治疗方法,由于全过程标准化质量高,更加精准可控,AIT中的变应原皮下特异性免疫治疗(SCIT)已成为目前国内各大过敏中心采用的最主要的脱敏方式。然而常规治疗方案初始阶段存在局限性,患者需要每周返院注射,针次多、时间长,为此,临床工作者一直在探索SCIT的优化治疗方案。尘螨是儿童致敏率最高的吸入性过敏原,文章就儿童尘螨变应原SCIT的不同优化方案和临床应用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SCIT的实施提供更充分的临床依据。梳理文献后发现,相较于常规治疗方案,加速递增方案有助于提高治疗依从性。但目前诸如冲击免疫治疗、单一浓度加速递增方案的研究样本量普遍较小,因此尚需要更大样本量、研究方案更完善的大型研究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支气管哮喘是由多种炎症细胞及细胞因子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重度哮喘表现为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咳嗽、胸闷、气短、喘憋等症状较难缓解,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重大的影响。目前标准治疗为吸入大剂量皮质类固醇联合长效支气管舒张剂,但仍有部分患者哮喘症状不能得到充分控制,往往与持续性2型炎症有关。对于持续性2型炎症的重度哮喘患者,可选择使用生物靶向药物治疗。生物靶向药物治疗可显著改善症状,降低急性加重频率,减少口服糖皮质激素的使用,为2型炎症型重度哮喘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在此文章对2型炎症型支气管哮喘的生物靶向治疗进行综述。
文章综合国内外文献,从第2组先天淋巴样细胞(ILC2)在支气管哮喘(哮喘)发病过程的作用、针刺调控ILC2治疗哮喘的研究两方面进行总结。研究初步表明针刺可能是通过影响ILC2的分泌和迁移功能等途径,达到减轻哮喘气道炎症、抑制气道高反应性、改善气道重塑的目的,但现有仍存在针刺调控哮喘的ILC2相关通路尚未明确、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少、缺乏针刺经ILC2s途径改善激素抵抗性哮喘的机制研究等问题。